一九七二年，我已步入卅七岁壮年，只身旅居巴西的圣保罗市，一事无成，每天扪心自问，此生所为何来？在一个机缘巧合的场合，我无意中考进了一家规模很大，名叫「四月文化」的出版公司，在编辑部做美工完稿的工作。

　　这间公司是巴西政府在一九六四年"四月革命"成功后所成立的，其目的在于提高巴西人民的知识水准。这里有当时最新的第二代照相排版设备，全部员工有五千人，每周出版九十多种，定期或不定期的杂志、报刊及各种书籍等。

　　有一天，我目睹了一本书的出版过程，令我大吃一惊。由原稿送进工作间，从打字、校对、完稿、印刷到送到市面上销售，一共只花了十二个小时。以往在台湾我曾经涉猎过出版行业，很了解中文书籍的排版困境，通常一本书至少要半年的时间，才能排印完成。

　　当时，这件事给我的冲击之大，直如醍醐灌顶，如果中文也能只用十二小时，即可将最新的知识，立刻可传到大众手中，使这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，得免于无知、愚昧，那将是多幺有意义！

　　我下了不少的功夫，把公司的全部作业澈底了解后，才发现中文的瓶颈，完全在于文字的检索系统上。我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，在学校读书时，最怕的就是查中文字典，因为十次总有八次不知从何查起，更糟的是笔画永远数不对。根本原因就在于中文没有「序位」的观念，至少，还没有人能建立起中文的序位来。

　　拚音文字由于字母一共只有廿多个，其序位很容易记忆，依照每个字母的前后关系，每一个由字母所组成的文字，都有着绝对的顺序。可是中文却不然，文字太多是因素之一，而文字自图形蜕变而来，虽然表意能力较强，但是却难以归类。不仅在字典中的顺序很难排列，在排版时，每个铅字的检索，全靠工人的死记，所以效率低落。

　　只要有了中文文字的序列，其它的作业过程都可以迎刃而解，看来似乎无关紧要的课题，但却是国家民族繁盛壮大的契机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，我发现不乏解决之道，但是必须全力投入，先做些研究工作。好在我孤家寡人，一无牵挂，目下已然如此，如能从事一件有意义的工作，不论成败，也不枉渡今生。

　　在巴西，中文参考资料少得可怜，我仅能凭自己所知的文字，一一分析。我认为字母式的打字机键盘，几乎已经成为国际通用的标准，中文文字序列绝不应该标新立异，另行设计不仅违背经济原则，也将导致未来的沟通及兼容困难。此外，在使用的过程中，数字以及各种符号，其重要性不下于文字，所以也不应随意占用。最后，所能提供给中文编排序列的用键，仅限于廿六个字母键而已。

　　经过了几个月的摸索，以一、两千个字为范围，找到了一种规则，可以用廿六个字母键，予以编码。虽然中文文字有几万个之多，我确信只要继续努力下去，不难获得理想的结果。

　　要从事中文的研究，最好是在国内，虽然我当时还没有一个完整具体的方案，但是既然已下定决心从事中国文字的工作，就不该眷恋国外自由自在的生活。

　　因此，我于一九七三年春回到台湾，开始了漫长的奋斗历程。

　　首先，我的计划受到所有亲友的大力反对，他们的理由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。诸如我对工作没有长性，随时见异思迁；而且我的专长是「农艺」，毕业于台中农学院，与中文毫无关系；更重要的是，我已逾「而立」之年，怎能捕风捉影，不顾现实！

　　我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反驳，他们完全是对的，可是我也没有错。人各有志，我只求上无愧于天，中无愧于列宗列祖，下无愧于自我的良知，至于其它的事，我根本没有放在心上。

　　比较令我担心的，倒是当时一般的学者专家对中文前途的看法。在一九六零年代，国内有次规模极大的文化论战，一派是坚守传统的所谓「顽固死硬」的冬烘，另一派则是年轻有为，笔锋舌利的新生代才俊之士。后者强调：要国家富强，民族生存，必须「超越前进」，把中国文字、文化彻底拋弃，不仅全面西化，且要由骨子里开始，超越西方而西化。

　　当时，也正值大陆上批判中国文字，嫌简化还不够彻底，打算把中文罗马拚音化。两岸一呼一应，我正值血气方刚之年，求新求变似乎是一种本能，也曾大声地摇旗吶喊，认定「亡国没有文化，抱残守缺必然亡国」的真理，而主张用拚音文取代象形文。

　　虽然那一阵子辩论形成了一股政治风潮，最后不了了之，但是当时介入的精英份子，却正是如今国内科技及政经的当权派。

　　果不其然，我发展中文的理念，正与当权派的「主流思想」背道相驰。不论我到哪里，与任何人谈起，要对中文作一番整理时，所得到的不是冷嘲热讽，就是刮目相待，视为「神经不正常」。

　　好在我心中早有准备，反对的力量越大，我的意愿越是坚定。本来我还想不到这样简单的工作有多幺重要，经过大家异口同声地、「义正词严」地批判，我反而觉醒了，了解到自己责任之重大。自是，我更是「义无反顾」，至死不休了。

　　 我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，如何在生存及责任中，求得一个平衡兼顾的立足点。我尝试 过教书，但因没有修过教育学分，没有资格任专职老师，只能代课，拿的钟点费有限。也试过以写作维生，结果连肚皮也难以填胞。

　　后来，我进入华视作电影导播，当时，台北房屋的总经理叶条辉先生正在华视主持「今日房屋」节目，在朋友介绍下，我开始帮他规划制作。有一天在闲聊时，偶然谈起我的理想，他知道后，慨然对我说：

　　『我目前力量有限，如果你能答应我，为我工作五年，我保证全力支持你的计划。』

　　对中国文化说来，五年的时间简直不算什么。而对我而言，再这样熬个五年，充其量能活着不死，也难望有任何成绩。既然要为中国文字的前途奋斗，则必须有强大的后盾支持，否则，不可能竟功。现在叶先生能许下这个诺言，他有这份眼光赏识我的志向，为了这一点就值得我为他效劳，更何况先创点事业，有了实力，成功可期。

　　于是，在1974年我进了台北房屋，工作到76年，不论我如何自制，都实在无法忍受下去。其原因在于公司生意太好，财源滚滚而进，利令智昏，人性的弱点暴露无遗。不久，国泰的势力入侵，叶条辉大权旁落，理想成空，我只好黯然离去。

　　不过，这三年的省吃俭用，略有积蓄，可以让我安心研究。年底我发表了「形意检字法」，是用52个字母作为检索键，打算用在打字机上。

　　这时，北屋的同事林俊甫兄，介绍了大周建设公司，来支持我的研究。我们聘请了三位中文系的毕业生，其中一位是沉红莲，来自台大，当她了解到我工作的意义后，毅然也肩起了这个文化上的重任，而且能不计薪酬待遇，不畏失败及艰辛，一直坚持到如今。

　　有了得力的助手，工作上大有斩获，我转念一想，如果花费了偌大的功夫，仅不过是一种中文的输入方法而已，其意义何在？国人向有一窝风的毛病，冒险犯难的精神不够，凑热闹的习惯却极浓，只要一个人成功了，马上就有千千万万个前仆后继者。我既然决定要为中国文化开创一个康庄大道，就应该有个全面的计划。

　　可是人没有先见之明，无法看到遥远的未来，那么，不要说中国文化这样重大的课题，就以中文输入而言，我凭什么能认定自己是站在正确的方向呢？

　　当然，下述的理念并非一蹴即成的，历经了多次的调整修正，不断在错误与失败中，终于得到了明确的认知与验证。可是，在隐隐约约中，每当我有所抉择时，这个方向感始终强烈地支配着我的良知。彷佛这条道路的蓝图早就存在，我只是被导引着，不得不一步一步地向着这个方向前进。

　　好在文字的索引应用是一种实用的科学，科学以实证为前提，以效率为诉求，一种输入方法的好坏自有公断。此外，我认为在信息时代成熟之前，文字只是一种记事的工具，其价值完全以人类学习、应用而定。然而未来人类所需要的，却是人的智能问题，如究竟人是如何应用文字的？以及文字与人智的因果关系等。

　　毫无疑义，由时代及地域可以考证出在客观环境下文字的性质，记事则是「文字工具」所应表达的信息。但文字工具的性质却很少有人提及，殊不知，人所以能应用文字，就是基于文字之性质符合人的『智力结构』。如果不了解文字之性质，虽然能应用文字，却无法「整理」文字。就有如一位会驾驶汽车的人，其技术再高不过，若不了解汽车之结构性质，一旦车子出了问题，就束手无策了。

　　人类以文字为工具，已有数千年的历史，包括文字学家在内，都对文字的性质与人智的关系讳莫如深。当文字尚在应用阶段时，由于实际的需要，人们根据惯例或某些因素，常对既有文字略加增减。如果这种增减与人智之反应不谋而合，则能得到多数使用者的共鸣，此即所谓的「约定俗成」；反之，必然被大众唾弃，时日稍久，即烟消云散。

　　在这个时代，就面临着文字应用的转型问题。我们必须深入的了解文字与人智的关系，才能将文字的性质与信息机器结合起来，以充份发挥应用信息的功能。

　　经过一再的钻研，我认为，文字的性质与人智有关者，有下列六种要素:

1、字码：

　　字码是文字贮存在机器中，符合其特殊结构所制定的一种代号，以便于处理及应用。对中文而言，字码又代表了输入的键位定义，即输入码。因此，中文字码有必要根据实际的需要，重新厘定之。

　　字码最好等长，这样处理的速度高，程序简易。在大量的数据处理上，效率至关重要，经常系统速度快一倍，其价值即高一倍，中文字码设计的良窳，对未来成本关系极大。

　　字码与字形须一一对应，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，由于从字形可以看出字码，从字码也能直接求出字形。似此，则无论是形是码，实为一体之两面，如此才能发挥文字的真正效益。

　　根据这种理论来设计，有了字码，即有字形，将可以避免未来系统上，有码无字的窘状。

2、字序：

　　拼音文字最大的优点，就是其字母具有直观的排列顺序，举凡文字的定位以及各种应用文字的资料查寻，都远较图形文字便利。一旦图形文字也建立起相应的字码，且具符合人的直观序列后，则比诸拼音文字将毫无逊色之处。

　　字序是计算机处理资料时，效率高低的关键，因为资料在计算机中皆以二进制的形式存在。而二进制是一种数字模式，在处理过程中，依照逻辑的关系，由小而大，或由大而小，有一定的顺位及次序。如果字码本身具有顺序，且与人们的观念相符，则在处理时，得以一次完成。否则，每处理一笔资料，就要作一次序列转换，则其效率损失将不言可喻。

　　字序应该由输入的字母解决，而且最好与英文字母相匹配，是则中文可兼具各种系统之长。

　　是故输入法最好有字母的观念。

3、字形：

　　对视觉之特性而言，字形大小一致，利于直观认识；形状工整，垂直向密度大于水平密度者，比较容易辨别；而在单位空间中，形状之变化则与所代表之信息量成正比。

　　是故，中文字之信息量及辨认直观性皆较拼音文字为高。另一方面，字形简单者，易学易用，但却减低了文字最重要的信息功能。为了弥补这种损失，字形必须多次重复以表达复杂的信息，拼音文字即建立在这种观念上。

　　此外，视觉的辨识能力较强，文字由视觉辨识认知者，其功能远较听觉辨识者效率高。图形文字系视觉认知，而拚音文字，其对文字的认知，须由形转音，由音得义，不够直观。

　　因此，我们既然能将文字由视觉辨识得到「字码」，当然可以运用程序技巧，使「字码」还原为「字形」。利用这个观念所开发出来的「中文字形产生器」，其空间极小，所能提供的字形变化无限，字数亦无限。同时，用计算机程序所书写的字形，永远整齐划一，平滑美观。

　　所以，在设计输入方法的时候，就应同时把字形输出的因素考虑清楚。

4、字辨：

　　人经由视觉辨识，根据字形以取得字码，同理，利用光学扫瞄系统得到字形后，计算机亦可照着人取字码的原理，得到字码。

　　要达到字辨的目的，当然要考虑到辨识符号的可能性，中文字数太多，要让计算机程序一一辨认，显然不是易事。但是，如果根据取码的法则，只在固定的位置，辨识少数固定的符号，符号愈少，其难度即愈低。

5、字音：

　　这是拼音文字的唯一的优点，但中文也有约略相同的功能。因有百分之八十的中文来自「形声」，即在文字中，已有发音的声符。祗惜未经整理，古音已失，传到如今，由文字可直接得到正确字音者，不到百分之七十了。

　　尽管如此，在有限的声符字码中加以读音，对整个系统的设计说来，中文读音不过一千三百多个而已，所占的空间不大。但在使用时，却能根据字码，得到文字的读音，其意义则不能说小。尤其是在下一波的系统设计上，语音辨识必然将成为主流，所幸中文有此功能，理应充份发挥、利用之。

6、字义：

　　文字最重要的功能，就是传达「讯息」。这些讯息就是人对一般事物所认知的「常识」，以及特定的某种「知识」。

　　前面说过，对拼音文字而言，在辨识了文字以后，还要由形转音，由音知义。图形文字则不然，视觉得到形象，立即与经验中的认知概念相联，效果快速，印象完整。

　　人类的感知中，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来自视觉效应，当今各国学者的研究已认定，最理想的符号，即为直觉的「视觉讯息」。以各种交通志号为例，如果使用拚音文字，因长短不一，所占空间不等，直观反应不及，故而一律采用图形。

　　

　　实际上，中文就是一种视讯，起源于图形记事，后来为了书写便利，才将圆弧改为其它较易书写的形状。

　　

　　中文历经数千年的发展，先圣先贤们殚精竭虑，无不设法将对感官观察所得用文字记载下来。由于应用的方便，自然而然形成了常识分类，这种分类用某些字符代表，故文字具表意功能。是以，唯有在文字的编号时，将字义也一并考虑，这种编码才有真正的生命力，当计算机进入智能时代，中文立刻可以发挥其应有的强大的功能。

　　 在上述的理论基础上，我们不断地研究发展，时到今日，我们已经完全完成了第一项的字码应用，第二项的字序设计，以及第三项的全汉字字库。至于字辨，预定明年推出市场，字音及字义则已完成了初步的设计，大约五年之内，可以完成中文的「自然语言」。

　　当然，一种技术的发展是一回事，推广及完善又是另外一档事，但是只要努力不懈，坚持到底，这些理想都将实现。

　　今天看来，已经实现的一切，似乎都是理所当然，可是回顾滚滚前尘，再看茫茫的未来，今承中推会索稿，心有所感，特意以这种倒推直叙方式，谈谈个人的心路历程。

　　前述的理念，一直在左右着我的信念。可是，在大周时期，我对计算机却一无所知，甚至压根儿没见过。所以，我仅就打字机的键盘，进行了各种研究。

　　不论如何，我们在1967年完成了「中文输入研究」一书，但是却找不到识者。现任台大校长的孙震先生，当时任职行政院经济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。我特别专程拜访，孙先生便推荐给工业研究院院长方贤齐，而不久我得到方院长的秘书的回信，建议我不要「闭门造车」，最好参考一下王安计算机的「三角输入法」。

　　这时我才知道自己走对了门路，果然中文输入与计算机息息相关。所幸我在书店中买到了王安公司的「三角号码输入法」一书，经过一再反复研究，我更肯定了自己的信心，决定进军计算机市场。

　　当时台北市的计算机公司还不到廿家，我与沉红莲二人，花了一个星期时间，大小无遗地一一走访，结果没有一家有兴趣。

　　我认为商业界没有兴趣是因为没有市场，如果从学界入手，可能比较有效。于是，我们又开始到各大学去游说，其结果更糟，每到一处，便是一场气氛恶劣的文化论战。

　　更令我难过的一次，是某名大学教授所开的一所公司，因为与台视有股份的关系，而我曾在台视任职，庄灵便介绍我去。料不到，该教授一见面，便问我要多少钱，我说作为一个研究者，重要的是成果得到肯定，对社会有所助益，至于金钱则从来没有考虑过。这位教授说：

　　『朱先生，我们谈的是生意，如果你都对自己的产品没有信心，怎能教我们有信心呢？』

　　经过无数战役后，我所得到的结论是：当时学计算机的，都是程度高的留美、留英学生，英文程度好；工作地位高、待遇好；十万人中才得一位，非一般中国人可以企及。但是却有一点不大好，就是其中国文字及语言的处理能力稍逊一筹。

　　当然他们反对在计算机上用中文，也有足够的理由，认定中文注定要灭亡。所以不仅计算机上不应该发展中文，而且中国人应该觉醒，把中文的包袱一次丢掉，免得未来「亡国灭种」！

　　大周建设公司也无力继续支持，所幸沉红莲毫不气馁，她开始以家教维生，决定坚持到底。

　　 这样耗了半年，当时三军大学校长蒋纬国将军，为了跟上信息时代的需求，委命三大的计算机中心，发展「中文电传」以利三军作战时的指挥通讯，以及军事情报的传输。

　　计算机中心的主任为曹育东上校，与我有同乡之谊，听说我在研究中文输入，正好他也无计可施，便邀我去三大，「利用」三大的设备作些研究。而且事先声明，「成功、失败」不要紧，只要去「研究」即可，但是却没有薪酬，没有名位。

　　这对我来说，不啻天大的良机，薪金从来没有梦想过，计算机也一直无缘问津。现在，居然有机会进入三军大学的计算机中心工作，不要说没有薪水，连我要付学费都心甘情愿。

　　就这样，我与沉红莲到了三大，生平第一次见识到了心仪已久的计算机。那是王安公司的"2200T"，一台像是电视般的屏幕放在桌子上，前面则有一个键盘，桌下是一个2 MB的可卸式硬盘。

　　看来一点都不起眼，居然计算机就是这个样子！在我的印象中，计算机应如电影"2001年"中的"HAL"一样，高如墙壁，还有一大堆小灯不断在闪烁，不知道在「想」些什么！

　　我不能示弱，假装「很懂」，以免曹主任觉得「上了当」。

　　那部计算机完全用 BASIC操作，于是，我由 BASIC开始自习起，由于我非常了解我所需要的是什么，更有幸的是那部王安计算机，在屏幕的最下一行，有一个小小窗口，可以显示十个中文字形。

　　当然，要用王安的三角号码输入才能将中文调出来。而我则利用程序逐步追踪的方法了解其叫字方式，一个星期后，就用我的输入法，取代了三角号码。

　　我以一个星期完成了第一个 BASIC程序，令计算机中心的技术人员大吃一惊。然后在全体人员的支持下，一个多月后，我们完成了利用两台计算机以及向王安公司借来的电传机，在有线及无线的情况，实现了 蒋将军所下达的任命：中文长距离的电传作业。

　　蒋将军非常重视我们的成绩，并认为「形意」两字太俗，建议改名为「仓颉输入法」，以纪念仓颉之造字。

　　在三大期间，几乎所有的政府要员，军中将领都来参观过中文通讯，可是除了 蒋将军之外，就没有一个人能认识到其重要性及对国家民族的长远意义。蒋将军用尽了一切力量，介绍了各种关系人物，但是几乎等了一年，竟没有任何实质上的结果。

　　蒋将军最失望的是，三军大学将成果呈报国防部，我个人也同意免费将全部技术送给国家。最后得到的结果是，国防部下达了一纸公文，内容简单明了，说是三军大学发展中文计算机通讯成功，三军各单位「可以」自行参考。

　　蒋将军痛心之极，把我叫到办公室，语重心长地说:"邦复，很多人都认为我可以随心所欲，其实你亲眼看到，这样一个好计划，我甚至于敢说绝对具有历史价值。但是我就一步都推动不了。"

　　蒋将军无比的愤慨，却又充满着无奈："所以，很抱歉，我没有办法帮助你，你自求多福吧！"

　　耗了一年，我的收获不仅是认识到 蒋将军这样一位传奇人物，更不仅是学会了计算机，完成了中文的电传通讯而已。我可以说，直到今天所有我发展的计划，几乎都是在这段期间蕴酿出来的。

　　首先我完成了「中文字库」及「中文辨识」的初步构想，其次我认识到「自然语言的」可行性，并开始考虑翻译机的设计。但是，这些研究都需要经费，我与沉红莲一年多没有收入，生活都面临困境，遑论发展中文计算机？

　　

　　我无意中向几位江湖朋友提起这件事，他们一听，慨然问道："朱大哥，研究中文计算机要多少钱？"

　　"大概要将近一百万吧！"

　　于是他们几个人一共凑了六十多万，用来支持我的研究。我便选购了当时最便宜的、售价六十五万的微电脑 MCZ，回家研究。

　　当时买计算机的人不多，MCZ 的代理商为宏碁公司，其总经理施振荣先生觉得很奇怪，来看我用微电脑做什么。我告以发展中文计算机，施先生便邀我去其公司与其技术人员讨论。当时宏碁公司尚在民生东路，公司不过卅多人，我见多了「大公司」人士的嘴脸，所以与宏碁谈得颇为投机，便于1980年底，签署了合作协议。

　　次年，我们推出了举世第一台「中文微电脑」－天龙一号，在此之前，仅有「中文终端机」，例如通用公司的伏羲系统，王安的2200系统等。终端机与计算机系统之分别在于操作的主权，终端机祇能提供中文字形，不具备中文程序处理能力及操作系统。

　　「天龙」虽然以今天的眼光来说，尚不够成熟，但却是真正不折不扣的中文计算机，我们用 64KB的空间，采「向量造字」的技术，当仓颉码输入后，即可产生数万个字形。此外有中文操作系统，还有中文的「培基语言」，中文应用软件等。

　　天龙成功后，宏碁公司如约分期付给我三百五十万元，我以之成立了零壹科技公司，继续坚持我的研究。

　　我发现到一个基本的问题，中文计算机应该给一般中国人使用，可是当时一般人根本还没有用计算机的观念。真正的计算机用户，是一些大外资厂商，政府机构等。对这些用户而言，中文并不重要，至少，他们没有想到有用中文的可能性。

　　如果要推广中文计算机，第一点是要使价格降低，否则仍然是个画饼。天龙卖得太贵，我便找到全亚公司的 PA 800型计算机，将之装上中文，售价为天龙的十分之一。尽管如此，仍要台币七万多元。我再把自己的利益放弃掉，成本依然太高。

　　我觉得中文计算机价格不降低，就没有可能普及，中文的前途仍然汲汲可危。这时我们看好「苹果机」，开发了专门使用在苹果机上的「汉卡」，为了表示我对中文计算机推广的决心，为了降低售价，我决定放弃我的中文输入专利。

　　后来汉卡的权利我也放弃掉，授权给五家小公司大量生产，售价由开始的一万余元，降到最后的一千五百元。正好苹果机被抄，母机版卖到一片六千元。也就是说，大约一万元左右，就可以买一台中文计算机。照这种情势下去，一定可以被市场所接受。

　　中文计算机的曙光在望，我又开始了另一阶段的努力。字库的质量改进了，字形字体可变，字辨的观念成熟了，正待动手，语音语意也有了定案，我预计的文字六大功能都可实现，祇是限于财力及人手，让我难以施展。

　　我既然有这么多的计划待做，为何不把大家结合起来，有人力、有财力，岂非事半力倍？于是，我首先邀请了当时国内最大的计算机厂商负责人，如同大同的林叶增，宏碁的施振荣，神通的侯清雄，王安的林榕生。此外，还有东元，声宝，凌群等。我愿意把全部技术公开，并折价新台币一千万元，将零壹公司股份卖出，以便我能全心全力为中文计算机服务。

　　这样的会议共开了两次，在场的场商都没有异议，乐见其成。但是结果都因为某些人的私心，而功败垂成。可是我仍然不死心，坚定认为有志者事竟成，到了1982年又在资策会一次讨论内码的会议上，旧事重提。当时我已经有了可以容纳五万多字的中文系统计划，而国科会却提出一万三千字的标准，我为了中文计算机的长远前途，大力反对。

　　时资策会的执行长为果芸将军，副执行长为黄维德先生，我提出愿将全部技术捐给国家，两位表示只要技术上可行，资策会愿意玉成此事。于是，各位厂商共同推举了王安、宏碁、神通三家公司，各派乙员高级工程师，到零壹公司审查我技术的可行性。

　　宏碁公司派的是施崇堂，神通派的是刘大卫，王安公司所派的工程师我记不得是谁了。他们审查的结果，认为可行，于是，果芸及黄维德两位，保证我只需要办一些必要的手续，原则上已经确定，希望我能早日动手。

　　当时正值岁末，多年梦想即将实现，我心中有着说不出的欣慰，我着令零壹公司停止营业，全力准备作技术转移的工作。

　　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，过了年，资策会没有消息，到了1983年三月，我打电话询问，根本找不到任何资策会的负责人。

　　究竟怎么回事呢？我到处打听，一位居中央要员的世叔告诉我，说有人打小报告，说我是「共产党」。因此，有关我的一切计划，全部搁置！

　　我们湖北老前辈中，有位名叫屈原的傻瓜，投了汨罗江，最后不过换得粽子流传千古。我愿意为中国文化献身，但是总不能在中文的六大功能实现之前，就进了淡水河吧！此处不容人，自有容人处，因之，我立刻买了飞机票，逃离了台湾。

　　我在美国工作了近五年，先后发展了「中文之星」系统，「东方书籍排版系统」，并完成了中文自然语的基本概念分析。1988年，应深圳科技工业园之邀，返回大陆工作。